習近平：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

　　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總有些人習慣于從西方經濟理論中尋找依據，部分學者甚至信守“無西不經”（不是西方模式，就不是市場經濟；不是西方的經濟理論，就不是經濟理論或不是可用理論）的崇“西”教條。供給側結構改革提出后，一些人馬上提出，改革的理論基礎來自于西方的供給學派。對此，習近平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請隨“學習中國”小編一起學習。

圖為：2016年5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黑龍江考察調研。這是5月24日下午，習近平在佳木斯市同江市八岔赫哲族鄉(xiāng)八岔村冒雨與村民們交談。

　　一、西方供給學派的主要觀點

　　供給學派崛起于70年代末美國經濟前景最黯淡的時期。該學派并非起源于學術界，除了最著名的供給學者阿瑟·拉弗是一位經濟學教授，學派其它成員大都來自于傳媒界、咨詢公司等非主流經濟學圈。該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供給會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應該從供給著手推動經濟發(fā)展；增加生產和供給首先要減稅，以提高人們儲蓄、投資的能力和積極性。其主要觀點包括：

　　第一，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在“供給側”。供給學派認為增加政府支出會抑制儲蓄和投資，從而不會增加就業(yè)和產量。不僅如此，擴大財政赤字支出還會導致貨幣供給量過多，物價持續(xù)上升，最后釀成惡性通貨膨脹。

　　第二，增加供給的途徑是經濟刺激和投資。供給學派認為，增加生產和供給必須通過增加投資和勞動來實現，特別是投資的增加。而投資是儲蓄的轉化，所以產量的增長間接決定于儲蓄量的高低。供給學派把美國同其他主要經濟體進行對比，證明凡是儲蓄率高的國家，其生產率增長和經濟發(fā)展也相對更快。以此得出結論：儲蓄是生產增長的重要因素。還指出，除儲蓄之外，決定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企業(yè)家精神。

　　第三，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減稅。供給學派認為稅收是影響勞動力供給、儲蓄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減稅尤其是為富人減稅不但會使得經濟產出大幅增長，還會使稅收收入不降反升，因此不會引發(fā)財政赤字的問題。這來自于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線”假說：當稅率高于某一閾值，財政收入不再上升，反而下降，原因是過高的稅率壓抑了勞動力供給和儲蓄，導致稅基下降。換句話說，減稅不一定會增加赤字，甚至可能提高稅收收入。

　　第四，增加刺激的外部條件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供給學派特別強調市場機制作用，反對政府過多干預經濟活動：一是反對政府的過大社會福利支出；二是反對過多的規(guī)章法令；三是反對國家控制貨幣發(fā)行量。因此，要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限制貨幣發(fā)行量，穩(wěn)定物價。

　　1980年共和黨人里根當選總統(tǒng)后，供給經濟學成為美國的國策，而里根時代的經濟政策被稱之為“里根經濟學”。里根在就職典禮上說，“政府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在經濟政策層面，降低高收入人群的邊際稅率成為了供給學派的核心政策主張。1981年到1986年里根政府出臺的政策主要包括：為個人和企業(yè)減稅，尤其是降低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減少政府支出尤其是社會福利；放松政府監(jiān)管。1981年，里根政府出臺“經濟復蘇稅收法案”，將最高的邊際稅率由70%降低至50%；降低資本所得稅。1986年，里根政府再出臺稅收改革，將最高的邊際稅率由50%降低至28%。經過幾年的實踐，供給學派的政策實際效果并不令人滿意，相反還帶來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國聯(lián)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美國從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肮┙o學派”也隨之名譽掃地。

圖為：2016年1月4日下午，習近平在重慶兩江新區(qū)果園港了解現代化港口群布局情況。

　　二、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

　　當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兩者關系的認識存在一些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我國當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不過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現代版本”，其理論來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初便開始風靡的“薩伊定律”（供給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而實踐形態(tài)在美國前總統(tǒng)里根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那里亦是早已有之。言下之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經濟理論上擁抱西方供給學派，在政策主張上求教“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這意味著，如果不厘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之間的理論分野，就會造成認識上的模糊混亂，工作中就會走偏出錯。正如習近平所說，有些同志，“對供給側改革弄得還不是很明白，社會上很多討論看了也不是很清楚?！币虼?，認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重大區(qū)別顯得尤為緊要，這不僅是學理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實際上，認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西方國供給學派的翻版，這種判斷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在二十世紀80年代出現的、被冠以“里根經濟學”之稱的供給學派思路與主張，與中國現階段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都是從供給側入手，但兩者不僅沒有直接關系，而且存在著本質區(qū)別。

　　首先，宏觀經濟背景不同。美國供給學派產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國宏觀經濟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突發(fā)的“滯脹”。針對于此，在里根擔任美國總統(tǒng)之前，美聯(lián)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來大力刺激宏觀經濟，甚至通過把名義利率提高到20%以上來試圖壓制通脹，但結果卻是僅對于滯脹中的“脹”來說發(fā)揮了一些作用，而對“滯”的解決卻毫無貢獻。1981年里根提出“經濟復興計劃”，聲明與過去美國政府以需求學派為指導思想的政策相決裂，改以供給學派理論為依據，采取了大幅度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經濟增長和減少政府干預及赤字壓力，并主導了1981年和1986年兩次重要減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的主要宏觀經濟背景與美國二十世紀80年代所面臨的“滯脹”明顯不同。從國際上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fā)生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發(fā)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qū)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huán)，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經濟增長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xù)下降，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較快，傳統(tǒng)產業(yè)和增長動力不斷衰減，新興產業(yè)體量和增長動能尚未積聚。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fā)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從國內看，經濟發(fā)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yè)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yè)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fā)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其次，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不同。供給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在供給側，對供給作片面強調，甚至主張與需求管理“徹底決裂”。我們對供給側的注重則并不否定和放棄需求管理，強調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jié)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fā)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yōu)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習近平指出：“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xié)調推進?！?/p>

　　再次，宏觀政策主張不同。供給學派的主要政策主張是減稅，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問題。習近平指出：“供給學派強調的重點是減稅，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較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中國供給側管理不是只有減稅，而是確認貨幣政策是對總量調控更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時亦確認財政政策是具有針對性的、對結構調整更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張繼續(xù)踐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從服務全局與政策協(xié)調配套考慮，在合理范圍內擴大財政赤字、提升政府財力分配的作用空間。習近平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p>

　　最后，具體措施不同。供給學派認為，增加生產和供給必須通過增加投資和勞動來實現，特別是投資的增加，而投資是儲蓄的轉化，所以產量的增長間接決定于儲蓄量的高低，這一思路總體仍囿于需求側“三駕馬車”傳統(tǒng)框架，停留在對總量調控的思考層面。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習近平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yè)優(yōu)化重組，降低企業(yè)成本，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和現代服務業(yè)，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p>

圖為：2015年11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并發(fā)表主旨演講。

　　三、供給側改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是我國經濟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堅持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我們之前沒有照搬照抄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現在也不會照搬照抄供給學派的主張。

　　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調整和完善，就是要通過對生產方式中的物質技術結構和社會關系結構進行雙重維度的整合優(yōu)化，從而更好地理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huán)節(jié)的交互關系，以便在不斷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過程中更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脫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些基本原理，盲目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必然會舍本逐末、迷失方向。

　　創(chuàng)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成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意義在于超越而不是復制西方經濟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發(fā)展，它立足于我國改革發(fā)展的成功實踐，是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這個宏觀背景下提出的新戰(zhàn)略。從本質上講，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發(fā)展中結構調整和產業(yè)升級的內在訴求，是中央“穩(wěn)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總體部署的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體現了對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辯證把握，強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作用的有機結合。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薩伊定律及供給學派無論是理論還是著力點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薩伊定律強調，“供給會自行創(chuàng)造需求”，或“生產會自行創(chuàng)造銷路”。薩伊定律在本質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強調自主釋放的供給能夠自然產生均衡是其理論特點。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反對薩伊定律的。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政府要更好地發(fā)揮宏觀調控職能，并通過推動供給側的改革深化，通過推動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重構和調整，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實現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在創(chuàng)新驅動和產業(yè)升級的基礎上，實現供給質量不斷優(yōu)化，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因此，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供給質量、激發(fā)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huán)境。所以，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出發(fā)點到舉措彰顯的都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

　　對包括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在內西方經濟學理論，我們既要注意加強研究和學習，借鑒其有益成分，又要注意不能不加鑒別地照搬照抄、食洋不化。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會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供給決定需求，社會供給能力越強，需求就越大，在市場經濟中供求可以自動達到均衡；因此，主張自由充分競爭，反對政府過多干預，主張減稅刺激投資，反對過多社會福利支出，主張保持貨幣穩(wěn)定，反對通貨膨脹等等?？陀^地講，其中有些觀點和主張，對于解決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下面臨的一些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有積極的借鑒和參考價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比如，無視資本主義遭遇的幾次大的經濟危機的實際教訓，迷信市場萬能，反對政府的必要干預；癡迷于供給、結構分析，只重視供給管理，忽略需求、總量分析，無視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類經濟現象，不深入分析產生經濟現象的制度因素。這些缺陷，是我們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應該注意克服的。今天一些學者看不清這些事實，仍在鼓吹“供給學派”理論，重提實施該學派的政策主張，把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化地等同于供給學派理論，這不僅誤導輿論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會對我國經濟發(fā)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任何時候背離我國國情而盲目擁抱西方理論、濫用西方理論，都必然會給我國經濟帶來嚴重后果。想從西方供給學派那里尋找我國供給側改革的依據是不現實和不負責任的，我國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和方法，只能建立在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基礎之上、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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