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配公職律師見證法治政府決心

　　作為一個現(xiàn)代法治政府，公職律師是“標準配置”，絕非可有可無的擺設。

　　近日，北京市出臺《關于推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實施方案》，提出要在該市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國有企業(yè)分類推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到今年年底，北京全市處級以上黨政機關普遍設立公職律師。

　　何謂公職律師？《方案》下了“定義”，就是在黨政機關專門從事法制、執(zhí)法、監(jiān)督、法律援助等法律事務工作或者擔任法律顧問，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資格或法律職業(yè)資格，經所在單位同意，申請取得公職律師證書的黨政機關公職人員。至于職責“定位”，就是履行黨政機關法律顧問承擔的職責，為重大決策、重大行政行為提供法律意見建議，參與法規(guī)規(guī)章草案、黨內法規(guī)草案和規(guī)范性文件送審稿的起草、論證等。

　　或許，對很多人來說，公職律師還是一個很新鮮的名詞。不少地方政府也習慣了在沒有公職律師的情況下運作，一遇涉法問題，只好“臨時抱佛腳”，聘任社會律師“救火”。但是，對于一個現(xiàn)代法治政府而言，公職律師卻是“標準配置”，絕非可有可無的擺設。當前，在許多法治比較完備的國家和地區(qū)，大都建立了公職律師制度。

　　據(jù)統(tǒng)計，美國四分之一的律師在政府機關擔任檢察律師或公職律師，他們在影響頗大的反微軟壟斷案、李文和泄密案、NMD系統(tǒng)案、阿富汗戰(zhàn)俘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國香港地區(qū)，約有450名公職律師活躍于律政司、法律援助署、破產管理署、注冊總署、廉政公署等政府部門；在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家，公職律師也是作用突出。

　　審視“標配公職律師”，好處不少。首先是有助于提高政府決策水平。政府的失誤，主要是決策上的失誤，而“拍腦袋決策”帶來的“后遺癥”，往往需要付出沉痛的社會、經濟代價，近年來新聞報道的各地“爛尾工程”“涂脂項目”，著實不少。如何才能減少決策的盲目性？在法律門類日益專業(yè)化的今天，指望領導干部成為精通法律的“全才”，顯然是不現(xiàn)實。如果“標配公職律師”，以專業(yè)技能為重大決策進行合法性審查，無疑會提高集體決策的法治化水平，進以防止領導干部的權力濫用，預防和杜絕各類腐敗問題發(fā)生。

　　助推依法行政，是“標配公職律師”的又一亮點。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政府事務“涉法”，越來越需要專業(yè)化的法律服務。特別是隨著征地拆遷、環(huán)境污染等信訪案件轉為行政訴訟，涌現(xiàn)大量涉法事務。政府在討論、決定重大事項，起草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范性文件前，聽取公職律師的意見；在行政復議、訴訟、仲裁和信訪活動中，安排公職律師參與其中，提供“全方位、全過程”的法律服務，將進一步規(guī)范政府的行政行為，使之在法律的軌道上健康運行。

　　“標配公職律師”，也意味著律師隊伍的優(yōu)化。從2002年司法部正式啟動公職律師試點工作以來，全國已有31個省、區(qū)、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近20個中央單位納入試點，公職律師達數(shù)千人。隨著“標配公職律師”的落地，必然帶來這一律師隊伍的發(fā)展壯大，形成社會律師、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和軍隊律師優(yōu)勢互補的良好格局，滿足公眾對法律服務的多層次需求。

　　不可否認，“標配公職律師”試水，將帶來積極影響，不過也要清醒地看到，這種先行舉措畢竟僅限于局部地區(qū)，框定“處以上黨政機關”，未必適用于基層實際情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出臺后，去年6月，中辦、國辦印發(fā)《關于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意見》，要求積極推行公職律師制度。北京等地的《方案》，就是落實上級決策部署的具體舉措。但更大范圍、更為持久的效力，除了政策上“發(fā)力”，還需要立法的“加持”。

　　審看2007年10月修訂的《律師法》，在附則中僅對軍隊律師作了特別規(guī)定，而沒有對公職律師作出相應規(guī)定，1995年開始的公職律師試點長期“無法可依”。10年前修訂的《律師法》，明確“公務員不得兼任執(zhí)業(yè)律師”，而公職律師既是公務員又是律師的現(xiàn)實，顯然與法律“沖突”。由此，還應從立法上“頂層設計”，使之“全面兼容”。

　　總的看，“標配公職律師”，釋放出依法治國的強烈訊號，彰顯了建設法治政府的堅定決心。謹慎試點、積極立法，2020年全面形成與經濟社會發(fā)展和法律服務需求相適應的中國特色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體系的階段性目標，將離我們越來越近。